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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经济论坛(2020年第三季度)丨黄石松: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人的全面现代化
日期:2020-12-13 作者:

2020年11月18日上午,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黄石松老师在“北京经济论坛”分期会议之“北京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20年第三季度)——站在‘十四五’开局新起点的北京经济”线上研讨会作了题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人的全面现代化》的精彩发言。以下为发言具体内容。

黄石松研究员对张杰教授对于北京经济发展中的前瞻性思考表示认同,认为张杰教授的研究不仅仅是对“十四五”期间北京经济发展可能遇到的一些难题进行了分析,也提出了他自己的解决方案。很多观点还是很有创新性的,很系统很全面,有历史的分析,有国内外其他城市的对比,还有一些国际对比。接着,黄石松研究员就北京经济发展的两个问题进行了发言:一是如何看待过去,二是如何展望未来。

一、关于北京经济发展的历程和启示

站在十四五的新起点上来展望和思考北京经济发展,有必要全面、系统梳理过去近20年来乃至过去30年来北京经济发展所走过的历程。

十四五是继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迈上新的征程的新的起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不仅仅提出了十四五时期的目标,而且提出了2035年的奋斗目标。张杰教授刚才的报告虽然说是从2020年第三季度的经济形势分析来切入,主题还是为未来中长期的发展建言献策。那么要思考未来,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对近20年北京已经走过的发展道路进行一个比较系统全面的分析,我没有去做全面系统的分析,我只是在北京工作多年了,经历过一些事,从这些经历的重大的历史事件过程中有一些不成熟的或者说是不全面的感受。我个人认为,如果简简单单的从近几年,从近两三年或者说是从今年以来数据来推断未来发展是远远不够的。

我简要地回顾近20年我经历过的这些事,如果说今年算是2019前后,我往前推20年,那么1989年到1999年是一个阶段,当然不是说这么严密,每一年卡的这么死,比如说1989年前后到1999年前后,1999年前后到2009年前后,2009年前后到2019年前后。我们简要的回顾一下:

第一个10年,1989年到1999年前后。大家都知道,1989年发生了众所周知的政治风波。国际社会对中国采取了一些封锁和制裁。1989年以后,中国面临着全新的国际形势,这是当时最大的背景。北京抓住1990年举办北京亚运会的契机,代表中国向全世界展示改革开放的决心,推动北京的经济建设和发展,1992年北京金融街破土动工,历经20余年到2012年前后全部建成。

第二个10年,1999年前后到2009年前后。1998年中国南方发生了特大洪水,对经济发展造成极大冲击,1998年还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那是当时最大的背景。1999年北京开始申办和筹办2008年奥运会(先是申办2004年奥运会没有成功)。2001年成功取得举办权。这10年,重点是围绕着筹办和举办奥运。特点是以城市建设、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来拉动整个经济的增长。大家都知道的,这10年差不多每年流入北京的常住外来人口是50万,这10年实际上北京是一个聚集资源谋发展的阶段,那么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后果,那就是城市摊大饼式的膨胀,导致大城市病。

第三个10年,2009年到2019年前后。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以后,进入后奥运时代,同时叠加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2009年随着国家推出4万个亿的基本建设,北京连续几年每年推出两个1000个亿的基本建设项目,即1000个亿的土地储备,1000个亿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修地铁、拆了50个城中村,我们现在地铁、轻轨里程达到600多公里,差不多都是这些年修的,实际上开奥运会的时候,北京地铁就只有一号线、二号线和奥运专线,所以大家都有体会,我不展开说。

第四个10年,恐怕要从2019年前后延伸到2030年前后。2019年以来,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不光光是中美贸易摩擦,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特别是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的冲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

回顾以上历程,我觉得北京经济发展的突出特点是,以重大历史事件和重大活动或者重大项目为抓手,为牵引,来凝聚社会力量,带动全局的发展。比如,上世纪90年成功举办亚运会、建设金融街,20世纪第一个10年,成功筹备和举办奥运会,20世纪第2个10年,申办2022年冬季奥运会,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还有一个节点性的事件,大家也都知道,1995年前后,北京的主要领导发生更替,北京的政治生态发生重大的变化。本世纪00年代,在筹备奥运的过程中,我们有很多同志也都有印象,2005年前后,随着首钢的搬迁、燕山石化的搬迁,北京经济发生阵痛,发生了一个比较大规模的争论,就是:北京要不要发展制造业?发展什么样的制造业?突出的标志性事情就是最终确立北汽集团的发展,北汽在顺义、在怀柔、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全面布局,包括北汽跟现代汽车、跟奔驰汽车的合作,发展新能源汽车等等,还有京东方8代线的上马等一系列重大工程。

更为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发生在2010年代。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开启了北京城市规划、建设、发展、治理新的历史起点,自此,北京进入一个疏解功能求发展的阶段,进入一个减量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阶段,那么到了今天,到了2020年前后,站在十四五的开局之年的新起点上,我们来看近5、6年的发展,应该讲,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框架已经基本拉开,包括大气污染治理、交通、环境治理等当时提出来要在京津冀协同中率先突破的领域,现在都有比较重大的进展。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格局和框架已经拉开,一核两翼的框架初步形成。

总之,我讲这些的目的,就是说,我们看北京的经济发展,特别是要谋划未来5年、15年甚至更长时间北京的经济发展,应该全面梳理北京过去15年、20年、30年走过的历程,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不能简简单单的依据数据模型,甚至说,仅从近几年、近一段时间的数据模型去推断未来。

北京的经济发展始终和整个国家的宏观背景,特别是我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国内外复杂的矛盾、形势的转化和演变密切相关,这些变化首先就体现在北京,体现在首都,北京是窗口。因此,在经济决策中,北京的决策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目标决策,必须思考北京的经济发展和全国的关系,思考北京的经济与其他省市的关系。作为首善之区,北京的发展也不是说在所有的方面都要做到首善,在所有的方面都要比其他省市做得好,而是要体现首都的功能,发挥首都应有的表率示范作用。

第一,北京的经济发展始终是与国家的政治事件、历史事件密切联系的,北京的经济发展首先要考虑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在国家大局中的功能定位,我想,这也许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都与城的关系”。

第二,北京的经济发展始终要立足于北京的资源条件,要充分考虑传承与创新的关系,统筹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诉求。

北京的经济发展的好与坏,或者说是发展不好的时候,往往就是没有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人口、土地、环境、资源的关系。之所以出现城市病,现在来解决这些问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北京始终要思考,人口、土地、生态资源的制约。所以,北京必须要以水定城,以生态资源的承载力来确定城市的规模和空间布局,以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离开了这些因素的分析,单纯从数字模型、从国外发展借鉴、从最前沿来提要求,在现实上是行不通的。单纯眼睛向上,抓最前沿,抓最高端,是行不通的。北京需要跨越式的发展,但是还要考虑人与自然的环境制约,要考虑到一个2000多万人口的城市的安全运行,首都的安全稳定是第一位的。

北京区别于任何一个新兴的城市,比如说当年的深圳、现在的雄安等等,北京是一个有3000年的建城史、800年的建都史的城市,很长时间是作为中国的首都,历史文化厚重,同时各个方面的问题和矛盾,或者说是利益格局也非常的复杂,包括各种思想观念,左的、右的等等,交织斗争。为什么北京搞了中关村,还要搞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搞了金融街还要搞CBD?中关村科技园区搞出一区16园?所以,北京的发展始终是在传承和创新中交织发展,在各种利益格局中谋求均衡和制约

二、关于北京未来的经济发展

我想站在十四五的历史起点上,谈一谈对未来北京经济发展的一些看法,时间关系,我直接说两个结论。

第一,要充分认识到疫情防控常态化带来的深远影响。到目前为止,我们对疫情和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医学认知和社会学的认知还是不够的,对疫情防控常态化带来的对首都北京经济社会发展的深远的影响,认识上或者说共识上还是不够的。我认为,从2003年以来,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到一个重大卫生事件、重大突发事件频发时期。2003年的非典、2009年的H1N1、2014年的埃博拉、2015年的H7N9,2015年的中东呼吸综合症、2019年的登革热、2019年的美国大流感,到2020年席卷全球还在不断深化的疫情。实际上我们对疫情的医学认知,包括病毒来源还没有最后搞清楚,病毒的传播途径还没有完全搞清楚。比如说,现在通过冷链来传播,我们平时感受不到,但是我了解的从海关、从食品监测部门反映的情况,很多批次的检验出的海鲜等都做了处理,甚至是报废了,社会成本很高。此外,包括疫苗的研制,疫苗的有效性,特别是疫苗的时效性等都具有不确定性。你说一次疫苗打了管多长时间?管一年还是管半年?因为这个病毒的突变性特别强,所以给疫苗研发带来很大的难度,再比如说治愈后返阳性的,还有无症状感染等等,这些情况使得我们的疫苗和疫苗的接种以后的效果,有些国家提出来的集体性免疫等等,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总之,我们在医学认知上还是不够的,那么医学认知上不够带来的社会学上的认知不足,已经有非常明显的体现了。

我就举两个例子,其一,北京是国际交往中心,目前看国际交往基本上处于停滞,或者是半停滞的状态。非必要不出境。因公、因私出国都很少了,同样外国人也很少过来。张杰教授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分析,实际上不仅仅是国内外游客的减少对旅游业、现代服务业、消费的影响,更重要的是现在国际交往什么时候能恢复?有赖于我们现在医学认知的突破。特别是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国际交往,大家都有体会,我们老师的国际交流基本上属于停止状态。对于人才引进、对未来的科技发展等方面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我不展开说。其二,疫情防控常态化或者说是后疫情时代,逆全球化的浪潮恐怕也不会随着疫情的基本稳定而消失,相反,逆全球化的思潮可能还会增长。那么它体现在社会的治理方面,包括社会运行的成本,社会运行的方式等等方面都有很深刻的影响。进而就会制约和影响经济的发展。

第二,要充分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深远影响。十四五时期北京跟全国一样,人口老龄化将进入一个加速期,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现在已经公布的数据,十三五期间北京市60岁以上的老人,5年总共增加了差不多60到65万左右(因为今年的数还没出来)。根据我们的预测,十四五期间北京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要增加100万左右,增速明显高于十三五,为什么?因为上个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从2021年进入60岁。预计到2022年,北京要正式进入到深度老龄化社会,到2025年就是十四五末,北京市60岁以上的老人将超过500万。

大家知道,疫情期间受到最大冲击的,实际上是养老机构和老人,那么,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叠加人口加速老龄化的背景下,大的变局就是人的因素,是人口老龄化的因素。我个人认为,目前我们对人口老龄化叠加疫情防控常态化带来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包括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创新力削弱,包括对社会的活力、城市发展的竞争力的影响,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或者说“有认识、没共识”,大家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各有各的说法,但还没有一个共识。

事实上,我们倒推过去的20年30年,我认为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在中国的城市化的进程当中,在北京的城市规划、建设、发展、治理这条主线当中,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因素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站在十四五的新起点上,人的因素,人的全面发展,应该得到,也必须得到更全面的重视。

比如说60岁退休以后人力资源的开发问题,现在各大城市都在推出各项竞争性的人才引进措施。上海前不久出台211、985学校学生落户的政策,海南国际自贸港推出来的一系列吸引人才的举措,过去两年西安、武汉、杭州等城市都推出了一系列的吸引人力资源、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政策,北京由于受到土地、资源、生态环境的制约,可能政策不可能像其他地区这样去放开。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北京如何挖掘现有人力资源的内在潜力,激发内在活力,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

最后,我做一个小结,有这么三个观点:第一,我们要研究和认识北京的经济发展规律,应该从更长的时间周期、更宽广的视野去看问题,不忘历史,展望未来,不能就经济谈经济;第二,站在十四五新的历史起点上思考北京的经济发展,从变局中谋新局,必须高度重视人的全面发展,高度关注疫情防控常态化叠加人口加速老龄化带来的深远影响;第三,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充分挖掘人力资源,挖掘城市的内在潜力,激发城市的内在活力,增强城市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