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18日上午，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马卫红教授在“第五届首都治理论坛—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超大城市治理”上做了题为《通往管理之路：疫情防控的深圳案例》的精彩发言。围绕“管理”这一关键词，探讨了深圳的疫情防控，她的演讲从深圳疫情防控做法、深圳措施的解析以及深圳样本带给我们的思考三个问题展开。

首先，马教授介绍了深圳的城市基本盘。在四个一线城市里，深圳是地方最小、人口密度最大的，4882个住宅小区，其中1880个城中村。实际管理人口超过2200万，春节前有1603万人离开了深圳，意味着春节后将会有大批量的人返城。且深圳的医疗资源非常紧张，远比不上其他一线城市、甚至准一线城市。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深圳来讲，疫情防控压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从媒体报道知道，深圳也经历了一些惊心动魄的时刻，比如1月26号载有6000余人包括9名发热乘客的歌诗达邮轮停靠蛇口港、2月6日一名公交司机确诊为新冠肺炎等。但最终，从实际结果来看，深圳的疫情防控是很不错的，经受住了考验。截至4月16日的最新数据，深圳累计确诊病例459例，死亡3例。

接着，马教授总结了深圳疫情防控的几项重要措施：疫情检测、提早布防与专业培训、科技抗疫、医疗卫生体系、联防联控、属地责任、法治等。深圳的信息监测系统很早就发觉了武汉出现的特殊情况，深圳市委市政府迅速反映提早布防，深圳卫健委和相应的医疗系统第一时间开展预防部署和相关的专业化培训。有了这样的提早布防和培训，才使得深圳基层社康的医护人员在1月初遇到异常情况时能做出迅速而专业的反应，以及深圳的整个疫情防控始终处在比较主动的状态。马教授着重提到，深圳对全国疫情防控的最突出贡献是信息公开和科技创新。正是因为深圳及时公开了1月初发现的病例情况，才帮助钟南山院士做出“人传人”的科学判断；科技创新是深圳的一张名片，也正是科技创新在医学研究领域和防控手段上的及时应用，使得深圳在这次疫情中表现突出。

深圳人员复杂、流动性强、医疗资源又非常有限的情况下，为什么深圳可以很好地控制住疫情发展？马教授设问，是因为深圳的官员与其他城市的不同吗？她认为，深圳的官员与其他城市既相同又不同。相同的是，他们都是同一套体系选拔出来的；不同的是，他们在作为上确实有明显差异。那么，为什么呢？马教授把她的分析聚焦在了深圳这个城市的社会层面。她认为，深圳这座城市的生命力在于，政府与社会在市场经济的逻辑中形成了自适应能力，它对危机的应对是具有伸缩性和灵活性的。深圳的城市精神非常明显，有明确的观念主导，“深圳十大观念”展现出受尊重、有尊严的精神气质，开放、包容、创新的观念为市场繁荣提供了广阔空间，倡导普通人之间的互信和交往，浓厚的自由且负责任的精神是其社会基础。归根结底，这是因为深圳主要是一个以企业组织链接的社会。个体的自由度、自主性都比较强，社会性链接灵活、多元且比较有效。深圳观念形成了一种共享心智，体现了大家的社会选择，在此环境中，积极有为且负责任的政府与之相适应，形成了有效的管理。有效的管理其核心是回归到人，各主体在特定的条件下与他者合作，观念与选择、自由与责任对彼此的行为都是一种约束和引导。

紧接着，马教授又在历史观和未来观当中进一步分析深圳，她提出三个重点：第一，深圳是中国的前沿，它既有中国的特色，又是面向世界的，是在世界舞台中展现和释放中国制度的生命力；第二，深圳的企业社会性质，尤其是企业家精神、人的主体性、自由精神和志愿精神；第三，国际市场中的深圳，我们看深圳不能离开全球市场，与其说深圳是超大城市，不如说是全球城市，它与国际市场具有多重的相互依赖性。

最后，马教授指出，虽说深圳以有效的管理经受住了疫情的严峻考验，但也有需要完善的地方，比如需要警惕特殊功能的权力转化，也要注意技术的局限性，还要注意最后一公里有效性的问题。她认为，深圳样本的示范意义在于，如何在一个开放多元流动性强的社会中提升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有效的管理是基础。当然，对深圳样本和它的解析，也不能无限放大，最主要的启示是发挥管理的社会功能，通过好的管理激发个体责任和主体性，最终寻找到政府、社会、市场的均衡。马教授以彼得.德鲁克的一句话结束了演讲：好的管理、有预见，静悄悄，平淡淡，不出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