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8日下午，在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第五届首都治理论坛—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超大城市治理”上，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公共政策研究院于文轩教授做了题为“不确定性与循证治理：新加坡佛系抗疫启示录”的精彩发言。

于教授从新加坡的国情出发，指出其高度城市化、国际化、人口多元、宗教多元等特征都对新加坡抗疫策略选择产生了很大影响。和社交媒体不同，他指出“佛系治理”在他看来并不是贬义词，而是代表了一整套本体论、认知论和方法论的认知体系。

他按照“政府-社会和科学-政治”四个维度来划分全球抗疫策略，指出新加坡属于高政府权威，高科学决策这一象限，新加坡是精英治国、科技治国、科学治理的典范。和外界普遍看法不同，于教授并不认为4月份以后新加坡抗疫策略的巨大变化，指出尽管表面上看新加坡政府抗议策略发上了变化，但实际上他们的精英领导和循证科学决策为导向的战略并没有发生变化。

沿用张文宏医生的比喻，于文轩教授将全球抗疫治理模式分成两类，一类是中国为代表的“少林”派，一类是新加坡为代表的“武当派”。武当派的本体论、方法论和认知论体系是90年代以来的循证治理运动。

于教授接着指出循证决策一直以来饱受争议。这一争议在充满 Wicked Problem 的风险社会里更为突出。此次新加坡政府的“武当派”大战“灰犀牛”突出体现了风险社会条件下循证决策面临的挑战。

最后，于教授根据新加坡的经验，从超大型城市常态化治理和风险社会不确定性应对两方面，提出了重要的本土化启示，并为中国今后应对挑战提供了相应对策和建议。他认为，第一，我国应进一步加强城市管理队伍的专业化；第二，需要一整套思路清晰的治理理念和指导思想，并一贯始终，与时俱进；第三，需要证据支持（evidence-informed）的政策制定；第四，不能迷信技术管理和科学；第五，注重社会资本；第六，不迷信的同时，大力发展科学和拥抱科学决策；第七，在不确定极大的风险社会，“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会高发，我国要有底线思维，需要自己的退出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