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21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李丁副教授在“第六届首都治理论坛——超大城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上做了题为《数字化转型能改变城市治理的顶层设计吗？》的精彩发言。

首先，李丁副教授总结了中国城市治理顶层设计的三个特征。特征一是以官僚制作为城市治理的组织架构，特征二是以土地为中心的城市开发与运营模式，特征三是财税来源与公共服务需求相分离的市域公共物品配置。他强调只有首先明确城市的功能与治理目标，才能抓取城市治理核心。当代城市既是国家发展创新的引擎，也是人民生活的宜居空间。作为一个治理单元，城市治理共同体需要在国家公共利益、地方集体利益以及居民个体需求之间做好取舍，在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之间做好平衡。

在此基础上，他具体说明了我国城市治理顶层设计及其影响。首先，承袭官僚制传统，中国城市治理同样继承了国家、官僚和民众三者之间的固有矛盾，具有“逐级对上负责”和“运动式治理”的特点。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绩目标下，随着项目制、锦标赛制等现代组织技术的娴熟运用，中国形成了周黎安所谓的“官场”和“市场”合作竞争体制，在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达成了某种平衡。但是，在城市发展及集体消费方面，政府资源分配权力巨大，公众参与有限，城市治理更可能为国家目标、官员政绩以及资本利益服务，忽略人民和个体的利益。

其次，李丁副教授具体分析了以土地为中心的城市建设运营体制及其对城市公共物品配置的影响。由于间接税制度及市-区之间以及区县内部权力格局的影响，超大城市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财税收益与民生负担外溢不同步或空间不匹配问题。无论市级中心强化型发展或外拓型发展，与区级的“入侵-被动式”发展和内生式发展怎么组合，在多级属地负责官僚制架构与地方权力场域结构影响下，都容易导致大量优质就业机会和公共资源集中在中心城区，而处于夹心地带城市拓展区以及区县交界地区面临公共资源和基础服务不足的结构性困境。这些关键资源的配置格局似乎很难受到数字治理的撼动。

进一步，李丁副教授介绍了当前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实际推进模式及其对基层政府的影响。他以住建部与东城区合作推广的“数字城管”标准，浙江及江苏地方主要领导发起推动的“全科网格”与“全要素网格”治理，广东省与信息科技公司合作的“数字政府”建设，以及北京市开展的“接诉即办”实践为例进行了介绍，分析了数字化转型中新技术与政府组织权力的互构难题。他认为，当前各种数字治理系统设计都具有很强的中心化特征，是条块合作推动的，嵌入在“政绩锦标赛体制”中，一旦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坐镇推动，负责创新的条线部门很难实质协同其他平级条线，反而激化条线竞争和设防，引发官僚系统扩张；而且数字平台建设往往容易出现统筹级别过高的问题，导致平台设计与地方实践不匹配，而基层缺乏修改权限，导致系统工具不仅难以提高效率，反而增加基层负担，扩大条块矛盾，导致基层扩张。

最后，李丁副教授总结了数字化转型对城市治理体制的影响。他认为数字化转型确实带来了一些变化，例如增进了上下级信息对称，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技术公司、技术部门、技术人员的权力地位，提升了具体事件的办理效率。但数字化转型并未真正触动官僚制与条块关系核心，未能实质改进民众利益组织化表达和社会自组织化实践，反而使政府越来越直面分散的民众的碎片化诉求，其对扩大公众参与和对下负责的作用也有限，短期内似乎还难以推动城市治理顶层设计的改革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