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30日上午，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与北京市经济学总会共同主办的北京市高端智库“北京经济论坛”（总第4期）之“北京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20年上半年）——延迟恢复和基础再造的北京经济”线上分析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执行院长林桂军教授莅临并就“北京市未来实际发展什么”发表主旨演讲。

开篇伊始，林桂军教授先高度评价了张杰教授的报告，他指出，张教授的报告内容详实，在分析论证“为什么北京经济在疫情后恢复速度缓慢”这一基本问题之余，为北京未来发展方向提供了具体的政策参考意见——将解决措施和结构调整相结合，特别注重高精尖产业或高精尖制造业在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当然，林教授认为张教授报告的更大价值在于其中针对北京发展实际所提出的、许多具有启示意义的新问题，虽然学者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或观点尚难以达成共识，但却在一定程度上为大家的进一步讨论交流奠定了基础。为此，他将针对张教授报告的问题，结合自身研究所思所得，从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切入，分享他的分析思路与观点。

首先是关于北京的复苏问题。林桂军教授表示，张杰教授的报告中对于实现北京经济复苏的举措建议可能过多地考虑“‘北京’应该怎么做”，实际上，一个可供参考的观点为，北京经济的复苏，在相当程度上不是依赖于自身，而是依赖于其他省份以及全球的情况——如果其他省份被某些措施锁定了、抑或北京所采取的较为严格措施的延伸，那么北京的经济复苏进程也将因此而被延缓；基于此，或可考虑通过对比其他诸如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域地区，分析由疫情期间所采取措施的严格程度及周边地区相对宽松的环境这一因素在导致边缘经济复苏快中的重要作用。

进一步地，林桂军教授就这一观点的分析思路进行了解析。一方面，如数据所示，北京GDP对本地的依赖度只有22.2%，对其他地区的这一比例则高达77.8%，这便意味着北京GDP75%以上取决于其他地区的需求；同时，现实状况也表明，北京提供的各项服务，如教育服务、零售服务（通过餐饮、住宿及旅游等带动）及政府服务等，不全为北京市籍人民享受，也有外地人享受，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其他地区的享受程度。由此，北京对其他地区GDP的依赖是影响其经济复苏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那么，北京GDP到底对谁的依赖程度高？从数据结果来看，国内最高的是山东，第二是河南，第三是广东，第四是河北，而天津基本难以入围；无疑，这些地方经济的好坏能够在很大程度决定未来北京GDP的增长。当然，国际市场是另一个重要部分，鉴于北京GDP的20.6%依赖于国际市场，其不复苏对北京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为更全面地了解其他地区经济对北京的影响，可进一步观测其GDP对北京的依存度，其中较高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北京与该地区的经济互动情况。不难发现，上海GDP对北京的依存度为0.6%，非常低，天津最高，为6.6%，其他地区如河北和内蒙古分别为3.1%、2.7%。事实上，若将这些对北京依存度高的地区及北京依存度高地区划作一个经济圈，不难发现，其中所包含的省份地区与京津冀区域假设，并不完全相符，但共处京津冀的北京、天津及河北又都对山东有着最高的依赖度，从而基于经济意义的相互依存度可知，山东作为区域内的轴端，具有重要作用，同样的还有河南和广东、以及世界。

至于实现北京经济复苏与发展的具体举措方面，林桂军教授表示，在讨论北京产业定位时，需将明确北京产业及其产业链优势置于首要而基础的地位。同时，林桂军教授给出他的第二个观点——北京的产业链优势更多地偏下游。某种程度而言，北京是一个大的消费市场，从而在北京生产的环节，其在产业链位置必定处于下游：以食品生产为例，北京在种粮食方面不具备优势，但是在食品加工的最后阶段，其竞争力就显现出来了，以至于最后的包装、进入市场和营销阶段。此外，比较分析全国其他地区的价值链下游优势还可发现，中国价值链或者产业链的下游优势最明显的是广东，其次分别是上海、北京及天津等地；其中北京和天津两地优势皆位于偏下游、且比较接近，以致二者在协调发展可能会出现一定的矛盾，而这一问题在优势比较接近的上海、浙江以及江苏等地同样存在。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对北京产业发展政策制定时，只需瞄准其下游生产环节呢？以服务业为例，虽然其行业整体比较优势体现在偏下游位置，但北京的服务业却显示出既有上游优势、也有下游优势的复杂特征：例如科学技术服务，上游优势比较明显，以致将科学技术运用到工厂把产品生产出来以后，越靠近产业链下游北京的优势便越小；至于其他服务，如旅游、教育、医疗、零售等，北京的比较优势又体现在下游阶段。为进一步明确京津冀产业链及北京服务业的比较优势所在，林桂军教授构建并计算了产业链参与率指标加以度量，结果显示北京的服务业上、下游参与率分别为0.3%、0.24%。据此，林桂军教授提出了他的第三个重要观点，即在思考北京服务业发展时，需兼顾并协调上、下游。具体而言，上游意味着为他人提供服务，也即生产出的创新产品给谁使用；就参与率指标所统计的北京服务业上游参与增加值的目的地流向来看，分别是江苏、河南、广东、上海及安徽等地，天津、河北在其中处于比较滞后位置，这也就意味着原本所设想的产业规划，即以北京的上游服务，诸如专业技术服务及科学技术研发等等，去服务河北、天津，至少在统计数据层面表明是不可行的，真正实现服务和支持天津和河北的规划，还有赖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及促进区域一体化。而北京服务业的下游优势较为明显，如零售及教育等，都在北京完成其最终的服务消费阶段，但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谁来支持这些下游服务、其增加值都有哪些来源？据统计，居首位的来源是世界、第二是天津、第三是河北，然后是内蒙，且这一点也在日常消费品如牛羊肉及大米的来源中得以印证。

最后，北京实际应该发展什么产业？其中的选项可以包括高精尖、或者高端服务业、乃至和北京核心功能相连的其他产业。一个客观现实是，基于北京增长最快的服务业，按照经济学中对收入弹性的定义而计算得到的需求收入弹性表明，北京越发展，对服务的需求量越大；而就一般逻辑而言，收入弹性越大、需求越大的产业，无疑是高端的。从而深入分析这些计算结果不难发现，近十来年，北京市服务业中收入需求弹性最大的是科学与技术部门，水平值超过1而将近2；第二是信息传输以及服务软件部门，弹性值为1.74；第三是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这里反映的是老百姓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以后对于环境的更高需求；卫生和社会工作部门也以较高的弹性水平位居第四；除此之余，金融部门虽然规模第一，但是收入需求弹性排名却居中、甚至往后，文化、娱乐、建筑业等都以大于1的水平呈现出较快的发展趋势。当然，与之相对，也有一些部门发展较为缓慢，如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及房地产；另有一些行业由于政府管制比较严，难以直接算出其收入需求弹性，尚待进一步认真计算。需特别指出的是批发和零售部门，如果说其他的城市比北京的产业结构更高端，那么相对而言作为传统部门的批发和零售发展在这些城市中的水平应该相对更低，也即其收入需求弹性应低于北京；然而现实却是，仅从上海、广州和深圳来看，它们的批发和零售部门收入需求弹性都明显大于北京，由此，从这些基础行业来说，北京还是表现得比其他城市高端一些。至此，林桂军教授提出他的第四个观点，即鉴于北京市需求上升最快的服务业是科技服务与电信部门，未来可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助推其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