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30日上午，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与北京市经济学总会共同主办的北京市高端智库“北京经济论坛”（总第4期）之“北京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20年上半年）——延迟恢复和基础再造的北京经济”线上分析研讨会成功举办并获得圆满成功。北京工业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北京市城市副中心研究员院长赵立祥结合自己的前提研究与实地调研成果，就“新冠肺炎疫情对北京经济影响动态分析及对策建议”一题发表重要演讲，为今后实现北京首都经济发展及京津冀协调发展提出了颇具参考与指导意义的政策改革方向及具体措施建议。

针对当前经济发展的特殊环境，赵立祥教授首先分享了他的研究团队对疫情以来经济形势的分析和判断。

第一是新冠疫情对北京经济的影响。赵立祥教授表示，正如其他几位专家所言，当前新冠疫情加上疏解非首都功能与减量化战略实施的叠加影响，使得北京经济正处于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但好在已经开始有恢复和上升的苗头。那么，新冠疫情对北京经济的影响具体如何？赵立祥教授指出，据测算，经济很可能出现负增长；当然，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两个因素——复工率和社会消费比例具有决定性影响，若二者能快速恢复，则经济的正常增长是有可能实现的。

其次是新冠疫情和减量化战略实施的叠加影响。面对这一复杂的发展背景，一个得到学者们普遍认同的观点是，应将保证首都功能的实现作为北京今后发展的首要或前提任务。但问题在于，这该如何实现？如张杰教书的发言指出，可行的措施是根据总书记的指导，让北京“静下来”，这便意味着要对企业和产业、特别三环、四环以内的企业和产业进行调整。此处，赵立祥教授指出他们的一个重要发现或称观点是，在减量化战略的实施、加上疫情的影响下，北京经济呈现出产业韧性现象——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产业都有很强的自修复能力，同时又能适应北京社会的需求和发展。

而面对疫情和减量化发展的影响，赵立祥教授认为可从布局短期措施和长期措施入手以实现破局。就短期措施而言，据赵立祥教授提及，其团队曾将措施建议整理成报告于今年3月份提交至北京市相关决策部门，而现实表明，直到6月份止的北京复工、复产以及采取的补救措施，与其建议不谋而合、基本是一致的，由此，建议的科学性及可行性可见一斑。而后，6月11号又出现新发地的疫情，这次疫情的一个警示在于，需进一步对北京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的动力进行调整，故而布局长期措施正当时。

具体而言，首先需明确并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在叠加效应的影响下，当前北京到底应该选择发展哪些产业。事实上，北京在这一点上也尚存犹疑：一方面，北京的四个定位不建议发展、更遑论大力发展制造业，包括尖端、高端制造业，但是现在从疫情的恢复情况以及产业韧性来看，发展高端制造业又有利于塑造北京的产业韧性和经济韧性；与此同时，立足发挥北京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及促进未来发展的长期趋势，无疑对发展高端制造业具有内在需求。有鉴于此，赵立祥教授及其团队在深入理解产业发展选择理论逻辑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模型，同时结合近年来的实地调研所思所得，从理论与现实两个方面出发，得出了不少有益结论。如他进一步解析道，北京产业选择比较犹豫的原因，就在于其所实施的减量化发展战略，以致其产业选择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北京的一部分非首都功能的迁移情况。而这，某种程度而言，将导致一定的扭曲选择效应：实际选择发展的产业，按照战略规划很可能不应被安排在北京发展，同时受制于疫情影响下的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现状，长期发展趋势可能挺不乐观。

那么，北京到底应该向哪些区域布局发展？若单从北京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张杰教授所提倡的向南发展，无疑是个较好的方向；但此处，还有一个现实问题不容忽略，即按照北京副中心发展规划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规划，向南发展、特别是在北京0-50公里的经济范围内发展，将如何对京津冀协调发展也产生作用？当然，向南有雄安，可将其作为北京企业、研究单位和高校的迁移目的地；有通州，如当前北京已然将市政府迁移至通州。但这些都抵触北京的边缘，以边缘去实现对全地区的协调与统筹，这是不占优势的。由此，赵立祥教授认为，虑及京津冀协调发展规划，北京的发展规划应在北京到天津、北京到石家庄两个带上着力、发力。而针对张杰教授所建议的在确定好经济增长极的同时，考虑北方的发展需求，从统计数据所显示的、北方地区发展较为滞后的现实看，是个非常好的建议。然，这也相应地引出了一系列非常关键且亟待深究的问题：就区域发展现状来看，到底是北京牵连着各个地区、还是各个地区影响了北京？若将北京作为增长级来着力发展，是否能带动北方地区发展？

在对上述问题和观点进行解析之余，赵立祥教授还结合调研中的新发现，为未来北京经济乃至京津冀协调发展提出了指导性的举措建议。

一方面，就产业选择或企业发展而言，赵立祥教授倡导学习全国其他地区的成功和先进经验。他指出，以重庆地区为例，今年上半年以来，重庆地区发展状况可谓全国最好，经济数据也最漂亮，而据调研可发现，重庆地区通过建立数个开发区，引进了很多新产业，同时通过在开发区内设立招商局，如比较有名的深圳招商局，建立了地区内大中小企业协调发展的良好生态系统。这些无疑是可供借鉴学习的先进经验，特别是实现各类企业协调发展的运作模式，极具参考意义与推广价值：先通过招商局去招商引资国家鼓励和建议发展的几个产业、如数字产业和高端制造业等的领头羊，然后再借助这些领头羊选择适合自己产业、匹配自己产业生态系统的一些企业，其中不仅限于大企业、还将那些自身能力比较薄弱、亟需大企业扶持和指导的中小企业、特别是研发小企业，以补全和完善地区生态系统；在此过程中，企业或有成败，但都将对地区良好产业生态系统的形成产生有益作用。

此外，从解决京津冀发展着手发力，在实现北京减量化发展的同时，探索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具体机制。事实上，京津冀到底如何发展，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或者北京首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为此，赵立祥教授提出，可以北京、河北、天津地区为试点区域，在其中建立发展的增长极试验区，探索实现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机制。比如可在区域内设定一个特区，在这个特区内建立一些三个地区共享的政策、规章和管理制度，如税收政策和人事制度等，同时保持所设制度30年或50年不变；如此，即可在布局北京非首都功能转移的同时，实现三个地区的利益共享、形成良好的产业和企业生态系统，前文所提出的那些难题也就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