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18日上午，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杨开峰教授在“第五届首都治理论坛：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超大城市治理”上做了题为《重大问题，相似挑战：新冠疫情与国家治理》的精彩发言，阐述了有关疫情防控的三方面思考。

首先，杨教授通过比较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疫情增长率，指出大部分国家疫情增长率的走势具有相似性，都存在疫情初期反应迟缓问题，说明新冠疫情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但是增长率曲线的后半段显示，中国控制得很快很好，体现出了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优势。中美疫情曲线走势的剪刀形状，反映了疫情的两个阶段，既说明我国与其他国家的相似性，又说明我们具有的独特制度优势。

杨教授认为，针对上述场景来探讨疫情防控，必然是全过程与多维度的，包括预备、预警、响应、治疗、恢复和学习，而在学习方面，尽管我们不断经历灾害，但政策学习仍存在不确定性，存在问题。由此他提出了此次发言的核心议题，即从这次疫情中我们能学到什么？从历史上看，在某种程度上此次疫情所带来的是一个相似的挑战。

杨教授谈到了三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第一，如何处理常态与非常态的关系。具体而言，包括如何避免危机学习的序时衰减，如何超越“正常事故”的理论框架，在常态组织中如何考虑非常态功能，在非常态功能组织中如何考虑常态变量，如何对国家治理规划从风险治理的角度进行再审视，从而将风险与韧性嵌入治理。要认识到风险治理不是国家治理的附加物（Add-on），而是国家治理的核心维度。同时常态与非常态的关系也体现为领导者的领导能力，我们强调领导者要有“底线思维”，但是疫情中很多中外官员展现的是“无（底）线”的失措表现。因此，不确定与复杂条件下的制度设计与治理尤为关键。第二，如何考虑多元价值之间的关系。例如，将安全与其他价值相比较时，价值之间的排序是具有不确定性的。自由与群体偏好、权利与义务、透明与隐私、次生灾害与特殊人群、追求怎样的秩序、如何保证公共场域的参与和声音等，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对于公共管理者而言，在一系列善的价值间如何进行现实选择、如何在制度上保证公正从而尽量做到平衡是核心问题。第三，如何处理政治与专业化的关系。专业人员要不要讲政治与民主责任，怎样利用专业知识而不至于陷入“专家政治”，专业知识如何进入政治与政策，在什么样的层级上需要多面手（generalist）、什么样的层级需要专家（specialist），应急管理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等，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