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18日，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颜昌武教授在“第五届首都治理论坛——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超大城市治理”论坛上以《在自由与力量之间：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超大城市治理》为主题进行了发言。颜教授从行政思想史的角度探讨了疫情防控常态化下自由与力量之间的张力问题。

首先，颜教授以特朗普为什么要宣布自己是“战时总统”为引子，从“战时状态”总统拥有“绝对的权力”这一历史“惯例”中，引出了“例外状态”这一概念，并详细阐述了德国思想家施米特对例外状态的理解。在施米特看来，例外状态是一种突发的、特殊的、难以被任何一款法律条文明文规定什么时候出现、如何处理的紧急状况。应对例外状态必须授权总统以决断的权力，由主权者决断例外状态。施米特之所以要讨论“例外状态”，其原因在于他所处的魏玛共和国处在一种脆弱的危机状态。施米特寄希望于一个强有力的帝国总统及其领导下的行政机关来摆脱危机。

施米特的主张实际上是对权力逻辑的诉求，在现代国家的建构中，这种对权力逻辑的诉求可追溯至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二者基于所处的时代和面临的时代问题，主张诉诸强有力的行政权力来改变国家命运，因而关心的是如何建立一个权力集中的强大政府，而洛克则担心政府过于强大会侵害人民的自由，因而主张限制或规范国家，从而将国家建构问题转向了如何将国家限制在规范状态，促使国家成为有效保护公民利益的工具性政治体。三者合起来，就是现代国家建构的三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即打造一个“可被驯服的君主”。威尔逊接过这样的任务，提出要创建一门以政治与行政二分原则为基础的行政学，以期将一个强有力的君主式执行者与真正共和制政府的自由精神融合起来。通过回溯行政思想史，颜教授认为，行政国家的诞生，一定意义上来讲是应对危机的结果，其内在的逻辑是如何融自由与力量于一体。

最后，颜教授通过借鉴《人类简史》的作者赫拉利最近的一篇文章，探讨了“例外”常态化下如何平衡自由和权力之间张力的问题。赫拉利认为，在危机时刻，人类面临两个特别重要的选择：极权主义监视与公民赋权之间、民族主义孤立与全球团结之间的选择。后疫情时代常态化下，人类也面临着隐私与健康、自由与力量的两难选择。但这两者不应该是对立的，因而，我们要致力于思考，如何可以在享受健康保护的同时，更好地享受隐私保护，如何可以在彰显国家力量的同时，也能很好地保护个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