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28日下午，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臧雷振在“第七届首都治理论坛：超大城市治理的新理念”上做了题为《东京城市治理——体验式观察与学理性思考》的精彩发言。

臧教授首先介绍了当前日本和中国几个典型城市治理的背景。通过比较东京、北京、上海与深圳，并聚焦于一些大城市病与公共治理难题——包括交通拥堵，一线政务执行人员数量不足等。可以发现，东京的面积仅跟深圳相当，是北京的十分之一或者是上海的五分之二，而东京却产出了接近两倍于北京的GDP。同时，东京的汽车保有量与深圳极其接近，但其整体交通拥堵指数却低于深圳，更显著低于北京、上海。在公职人员数量方面，东京的公务员数量是北京的十分之一，上海和深圳的十分之三，而其城市层级治理的精细化程度则高于北京、上海与深圳。除了这些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中日超大城市之间的差异，还包括不同的政治背景，不同城市治理的体制，以及不同的城市幅度。当然，中日超大城市，都具有非常接近的亚洲价值观，强调社区族群认同，也在本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异同为其进一步结构化比较奠定基础。

随后，臧教授进一步阐述了中日两国所遇到的关于城市治理的结构化冲突，包括如下几点：第一，整个日本，特别是在整个东京地区，城市化一直处于高位运行的状态。从90年代以来，该地区的城市化程度基本保持在80%以上。与此同时，中国在城市治理过程并未面临高位运行的城市化状态，而是经历了快速增长的城镇化过程。可见，两者一个面临着城市化存量产生的问题，一个则面临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增量所产生的问题，这是中日两国在城市治理中所面临的根本性差别。第二，在中日两国的城市内都存在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尤其是，对于一些小众的公共服务类别缺乏重视，这也使得各个超大城市遇到了来自民众的批评与责难。第三，在整个城市治理过程中，所有的城市公共服务与城市官员队伍都有赖于政府税收的支持，而自21世纪以来，日本的税收规模显现出快速的增长，国民税负不断增加，这一状况也引发了一些抗议的声音，要求控制政府税收增长。同时，日本的政府官僚体系则呈现出逐渐缩减的趋势，在日本的一些地方政府，包含东京都、市、厅、村，都出现了相应的人员缩减。由于公务员整体工资酬劳的上升，政府不得不压缩原有的政府公务人员队伍规模，而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公共服务供给人手不足的问题。此外，在政府公务人员数量方面，通过比较东京和北京可以发现，东京市2019年公务员与公民数量比显著低于中国同类城市，中国公务员的整体体量更大。此外，公务员群体中的负责人和办事员的比例——前者是在办公室内工作，后者则是走向街头，中国大城市和日本城市存在显著差异，在日本有更多的基层公务员走向一线。而在北京，除了称之为有编的公务人员以外，还有49类的专职协管员，统计数据表明，2019年北京在公益性岗位的专职协管员有9.7万人，非公益性岗位有14万人，街道协管人员数量达到50余万，规模庞大的人员队伍带来了巨大的行政支出压力。

基于对上述结构性矛盾的梳理，臧教授阐述了一系列破解这些城市治理的困境的现有手段。第一，通过将以常态化的治理为主与专项治理为辅相结合，能够有效发挥矩阵式治理结构的优势。如日本也有着大量的专项治理运动或整治，聚焦于全国的交通安全、社会文明等。这样的运动或者行动，也是对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的有效化解。类似的行动也出现在加拿大、美国等地区，其目的也都在于破解城市治理中所遇到的人员和资金上的困境。第二，通过正式官僚制度与非正式官僚制度的结合，能够破解一部分官僚体制固化所带来的问题。在日本的城市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强调多元的城市发展网络，将各种意见领袖网络、族群网络、分级网络进行有效结合，而不是仅依赖任何单一的城市网络来进行城市治理。第三，日本在其对治理失灵的破解过程中，特别强调日常危机意识的培养，包括针对地震的培训、针对突发性卫生疾病的培训等，这也是为什么在日本的新冠疫情的信息采集体现精细化、系统化特征，日常危机意识的养成使其整体社会管理成本实现了进一步的下降。最后，通过根据不同的城市发展类型进行技术治理优先级的界定，能够更好地把握城市治理干预的难易程度，使城市治理更具层次性，进而最大化地降低城市治理的复杂性，减小城市治理政策执行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