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18日上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教授在“第五届首都治理论坛：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超大城市治理”上做了题为《疫情下的城市化模式反思》的精彩发言。从目前城市化模式反常规表现、城市化模式的问题以及未来改革路径三方面对疫情下的城市化模式进行反思。

首先，刘教授介绍了我国的城市化模式。根据农民是否纳入城市，以90年代为界将城市化模式分为两个阶段。在90年代之前，城市化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国家工业化时期，城市化的战场在城市地区，农民被束缚在集体土地上，不参与城市发展；第二个阶段是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以前，城市化在城市和乡村两个地区展开，分别进行，农民在乡村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一场分工分业不离土的城市化。90年代之后开启了我国城市化的主导模式，主要有两个特征：一是工业化在园区展开，乡村工业化衰败。二是城市化模式体现为双轨的城市化，即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和农民自发的城市化两轨并行。

支撑目前主流城市化模式的因素主要有三个：第一，内地农民的离土出村和回村。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到沿海地区、城市地区参与城市化，但是最后回到乡村。第二，低工资和低福利支持的世界工厂。第三，不提供进城农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和进城农民家庭的基本权益。最后农民在城中村落脚，形成低成本的城市化。

上述双轨制城市化模式和支撑主导城市化模式的力量形成整个城市化模式的三个反常规表现。第一，户籍人口城市化率和常住人口城市化率相差2.6亿人。第二，2.6亿农民工成为候鸟。农民收入在城市，但居住在乡村；农民在城市的居住质量极低，高度聚集在城中村和城乡接合部；乡村地区存在大量留守儿童和老人；在目前城市化率将近60%的时候出现乡村衰败。第三，农业份额下降。我国农业GDP份额下降，但农业就业份额接近三分之一，这就导致农业产业内部要素重组的困难，从而带来农民回报率的下降。

接着，刘教授通过构建两个具体情景指出了此次疫情暴露出的城市化模式的问题。他认为，人类社会的体制应分为三类：常规体制、战争体制和战役体制。当瘟疫来临时，不同的制度应统一启动战疫体制。中国防疫的成功是启动了战疫体制，其本质特征是封城封村，这将导致四个结果：第一，阻断人的流动。第二，阻断经济的基本联系和经济关系。第三，阻断城乡两个空间。第四，阻断目前的城市化模式。

战疫体制所带来的阻断暴露出我们原有模式很大的问题。

设想第一个情景，即真实的状态，疫情发生在春节，农民无法正常返城工作，从而增大已有城市化模式的成本。具体而言，首先，造成高度依赖农民的城市正常经济生活的困难。其次，高度依赖城市的乡村经济停滞。快速城市化以后，乡村经济与城市经济联系广泛，已经不能脱离城市单独运行。此外，农民在乡村就业和收入的机会缺乏，加剧了疫情期间农民群体的困难，也带来疫后就业的困难。最后，加大了沿海和城市复工和企业正常的开工运营，加大了经济恢复的困难。

设想第二个情景。如果疫情不发生在春节，按照现有的城市化模式，将会发生什么。首先，农民工返乡如何组织，秩序会不会失序。其次，农民工的家庭，一方在城市，一方在家乡，这种隔离状况会是什么情况。第三，居住在城中村和城乡接合部的农民，在地方社区的防控如何实施。第四，在城的农民工失去收入机会，其生活如何保障。

刘教授谈到了今后城市化模式的改革路径。针对目前的候鸟型城市化，下一步改革有两个重要特征：第一，以都市圈发展为下一阶段城市化的重点发展空间。第二，在都市圈内实现城乡融合。改变目前行政主导的城市化模式。

从政策路径看，首先，要实现城市更新和城中村的改造。不再做外延扩张，不再以土地融资和土地金融支撑城市的发展，城市的转型升级在城中村地区、城乡接合部地区通过城市更新展开。其次，完善都市圈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公共服务的提供。第三，在都市圈形成城、镇、村一体的体系。第四是乡村振兴。

城市化模式转型，需要有四项改革措施：第一，由单极城市化转向城乡互动和融合的单要素城市化模式。第二，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第三，城市向农民开放权利，农民享有在城市平等的权利。乡村也要向城市开放权利，实现农村的要素重组。第四，超大城市的治理模式变革。这里存在三个关键：首先，农民从过去的村庄治理进入城市以后变成社区治理的模式设计。其次，代际农民的权利诉求保障和城市权利的平权。尤其是农二代和农三代的权利诉求保障问题。最后，制度上天然享有权利的城市人与进城的农民工和未来的城市人这两个群体之间如何融合，避免两个群体之间的撕裂和矛盾，也是城市面临的最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