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21日上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何哲教授在“第六届首都治理论坛——超大城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上围绕“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悖论与趋势”的主题发表了精彩演讲，对数字化转型存在的三大悖论进行了批判性反思。

何教授指出，数字化转型是人类社会基本的、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从有线通讯到无线通讯，从模拟通讯到数字通讯，从上世纪90年代全球的万维网到本世纪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人类社会的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重塑和再造整个社会，使得超大城市治理更加精准，专业分工更加协同，资源利用更加高效。数字化转型具有明显的优点，但同时也存在三大悖论。

首先，数字化转型不一定意味着居民幸福感的提升。源源不断的数据和信息涌来反而增加了人们的精神焦虑程度。数据门槛越来越高也可能会造成严重的社群分裂的局面，带来隐私泄露、信息犯罪和安全等问题。采用数字化的方式来提高城市管理能力和城市容纳度的同时，也会不断导致更多人口涌入大城市，结果反而降低了人均占有的公共服务资源，进而影响城市的舒适度和居民幸福感。

其次，数字化转型不一定提高政府能力。数字化包括信息的获取、上传、归并、处理等一系列的复杂过程，其直接地增加了一线工作人员的数据收集和传输的任务，也极大增加了领导岗位的信息处理压力。同时，由于大多数政务数字化是基于业务流程发起的，而不是由全面感知的信息化能力提升形成的，因此信息孤岛将始终存在，很难通过人来解决，未来人工智能能否很好解决信息孤岛，尚未可知。

再者，数字化转型也不一定提高部门协同效率。信息源源不断地从基层直接汇总传输到最高层，使得数字化更多成为一个信息传递而不是信息处理的过程，并且很容易架空了城市管理的中间的科层。此外，信息传递过程中也容易模糊应急与常态事件，增加了政府处理的事件数量和紧张程度。

最后，何教授认为要用平衡的观点看待数字化转型。数字化治理需要全面均衡提高城市数据整体感知能力，以数据处理能力为基本导向，降低居民数据门槛，严格保护公民隐私，对大数据反映出来的管理问题做好分级应对，以及避免由于数字化提升反而带来的大城市拥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