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 集中资源发展城市的战略保证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 但随之而来的是城乡差距逐渐拉大, 乡村问题开始显现。中国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快速提高到2016年的57.4% (1) 。短时间内的快速城市化带来了不可避免的社会矛盾, 成为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特别是城乡差距拉大, 已经是社会进步中不可绕过的难题 (佘之祥, 2015) 。党的十九大提出, 中国新时代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最大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 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乡村发展不充分, 乡村发展与进步迫在眉睫。

为应对城乡发展不平衡和乡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 政府持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 扎实推进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3~2018年历年中央“一号文件”都提出, 通过深化改革增强农村发展活力, 激活农业农村内生发展动力, 适应新时期农业农村发展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尽管中国政府部门高度关注乡村发展战略, 但是, 中国乡村发展始终步履维艰, 难以摆脱城乡发展失调的桎梏, 特别是乡村快速变迁与发展乏力共存的问题, 一直是乡村规划和建设中难以攻克之处。已有研究探讨建立城市与乡村的良性互动关系, 以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模式提高乡村发展能力, 为乡村发展提供较为充裕的资金, 但忽视了由此带来的乡村建设用地流失问题 (陈锡文, 2004) 。本文拟在借鉴英国城乡关系和乡村发展模式的基础上, 从土地管制视角切入, 分析中英两国乡村发展政策选择的异同, 解析中国乡村发展困境的内在原因, 并对其逻辑进行解释, 最终在中国政策框架下提出可行的建议。

基于土地管制视角的中国乡村内生性发展乏力问题分析:以英国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