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21日下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宋雄伟副教授在“第三届首都治理论坛—城市的人民性及其治理意蕴”上做了题为《政治统合的限度：一个县域治理中“人民性”政策转化的案例分析》的精彩发言。

首先，他从统合主义（法团主义）的理论层面及其适用性争论出发，指出自19世纪以来统合主义试图以一种不同于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新模式来处理社会中的秩序问题，特别是社会急剧转型而引发的混乱无序。

接着，针对统合主义的制度特征，宋副教授指出，“统合主义”可以被定义为是一种利益代表体制，而无论是社会统合还是国家统合，其基本立场都是：当代社会出现的问题不是个体自由不足，而是组织化不足造成的，并简要概括了中国学者们对统合主义适用性的争论。

宋副教授结合对统合主义元素的把握，提出“政治统合”的概念，即，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在确保领导权与执政权的基础上，不断通过政治、思想、组织、纪律和作风等方式，塑造“整体性”的政党体制，整合可调动的资源，对政府、市场、社会等进行多种方式的利益和价值组织化，从而形成政治集权与行政分权的并存，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共识与合作，达到推进国家有效治理的目标，实现执政党的政治意愿的过程。

他指出，现有针对中国“政党-国家-社会”关系的学术框架中，还存在将政党作为一个“默认”前置的现象，缺少对 “政党实践知识”的深入把握，进而指出，当前存在的研究空白是：

1. 宏观层面重视阐述“把政党找回来”的中国场景应用，但较多停留在理论适用性探讨上。

2. 实证研究更多关注了：政府对于企业和社会力量的整合，而政党如何统合政府，进而如何影响统合企业和社会，则没有更深入的政治过程研究。

最后，宋副教授结合生动的案例探讨了政治统合的限度，他以某县的“人民性”政策为例，总结出政治统合的特点：1. 县委书记的“一把手”政治；2. 四大班子的“决策共识”；3. 党委工作部门、人大、政协、政府部门、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等的资源整合，形式上的迅速就位；4. 压力型体制，层层分工的机制安排。

但是他仍然发现，政治统合中所形成的“轰动效应”仍会不断遇到“样板工程”、“共识后的再分歧” “社会动员行政化”和“主官变迁影响”等问题，从而造成政治统合所称赞的“克服行政科层病，集聚资源，动员体制”并不能顺理成章的实现。因此，我们不能忽视“政党”内部的实际政治过程。

未来，“把政党带回来”的中国场景研究，应该更多关注单个案例深描、多案例比较的方法，不仅要在宏观层面上进行“政党-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论重新构思；更需要在中观、微观层面“把政党找回来”，具体分析政党在统合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实际政治过程。

（本文系嘉宾9月2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第三届首都治理论坛——城市的人民性及其治理意蕴”上的专题报告，根据嘉宾演讲内容整理，已经本人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