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18日上午，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张杰在“第五届首都治理论坛：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超大城市治理”上做了题为《全球防控新冠疫情背后的国家制度比较研究》的精彩发言。从国家制度竞争的宏观视角为我们剖析了国家治理以及超大城市治理问题。

首先，张教授以中美两国对待疫情防控的不同价值取向为切入点，探讨了美国淡化疫情影响、否认硬核抗疫有效性的深层原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各级政府深入基层社区采取强制检疫、停工停服、封锁疫区城市等措施，普通民众也自愿自动采取限制个人活动范围的措施。与中国主动采取各种强制性举措全面管控和狙击新冠疫情的策略不同，不少西方国家采取了近似自由放任的策略，美国更是暴露出政府的应对和防控举措不足、有效检测不力，统计数据混乱，防疫物资不足，医保覆盖有限等一系列问题。另外，一些特殊观点，例如宁要自由、不要封城，宁要经济、不要生命，群体免疫，瑞典思维，中国式邪恶也令我们反思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这实质上反映出美国当局对自身经济面临新冠疫情的巨大负面冲击的担心，处于对美国进入经济危机状态而削弱与中国进行经济、科技、金融、国家制度和地缘政治等全方位战略博弈力量的深层次恐惧。美国最高决策层极端恐惧由此引发的美国金融市场大崩溃、美国国债大崩溃以及引发的美元霸权全面解体。

因此，在张教授看来，此次新冠疫情不是简单的疾病问题，而是彰显不同国家制度与价值观的问题，谁的政策和体制更能挽救和抵消新冠疫情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的冲击性影响，谁的经济就能率先从全球新冠疫情的冲击中复苏。实际上，应对全球新冠疫情冲击，给中美双方带来了两种国家制度和不同价值观的有效性测试平台，即强调个体自由权利最大化的制度与强调集体发展权力和个体自由权利有机平衡的制度间的竞争。

他进一步指出，中国在疫情防控中的制度优势就在于人民的自觉性。中国此次新冠疫情的防控工作在现阶段取得切实成效的原因不仅在于中央部署以及各级政府落实各项政策的科学性和及时性，更在于经过SARS疫情后，中国的普通国民已经认识到新冠疫情的危险性以及个人采取有效防护手段的必要性。因此，是中国众多民众自动自愿采取的隔离安全行为，遏制住了新冠疫情的扩散和蔓延。

最后，张教授认为，为了应对全球疫情大爆发对美国经济的冲击，美国当局必然会采取无节制滥发美元和完全忽略巨额财政赤字而实施巨额经济刺激计划，来谋取美国经济优先恢复的优势和强大国家竞争力。为此，中国需要加以全面的战略分析和应对。当前，中国新冠疫情已经到了基本可控的阶段，进入刺激国内需求全面恢复的状态，进入促使全面复工复产的关键推动时期，必须充分利用刺激内需政策谋求率先走出危机的先发优势，将其作为应对美国针对中国经济发起的竞争和遏制战略的重要手段。

（本文系嘉宾4月18日在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第五届首都治理论坛—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超大城市治理”上的专题报告，根据嘉宾演讲内容整理，已经本人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