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21日上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熊易寒教授在“第三届首都治理论坛—城市的人民性及其治理意蕴”上做了题为《作为媒介的公共空间：以社会交往为中心的城市规划与管理》的专题报告，探讨了在现代社会快节奏生活下如何重建社会中的爱与信任，城市空间安排应如何促进社会交往。

首先，熊易寒教授以“城市邻里为什么会消失？”这一问题开篇。熊教授指出，随着单位制与单位社区的解体，我们所居住的商品房社区、封闭小区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邻里社会交往。社区小商业如临街商铺、社区小卖部等等具有很强的促进社会交往的功能，但社区小商业逐步被连锁企业（便利店）取代。以广场舞为代表的集体文化活动逐渐演变成陌生人的集体活动，其社会交往功能逐渐淡化。此外，以街心花园、都市菜园为代表的公共设施与公共物品、人口的流动性、生活节奏等因素在邻里社会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交往既需要人、社会媒体、宠物、兴趣等作为媒介，又需要权力、利益、情感等驱动力。公共空间不仅仅是社会交往的场所，还是“诱发”人们的社会交往需求与动机的媒介，正如绿皮火车上比高铁上更容易交朋友，槐树下纳凉的人们比公园里的人们更容易推心置腹。

那么，我们的城市空间安排是以秩序为中心还是以社会交往为中心呢？熊教授指出，公共秩序强调美学导向和简单化，以公共秩序为中心的城市治理思维指向抽象的个体、抽象的人，而不是具体的个人。以公共秩序为中心的城市是便于管理的城市而非宜居的城市，是竞争的城市而非友爱的城市，是功能分区的城市而非整全的城市。

社会交往分为两种类型：人格化社会交往是基于社会角色的社会交往，如售货员与顾客，医生与患者等等，个人信息不重要，职业伦理要求无差别化对待；非人格化社会交往是基于私人身份的社会交往，如亲密关系、朋友关系、同学关系、同事关系，个人信息是交往的重要媒介，只有开放部分隐私，这种社会关系才能得以建立和维系。城市社区居民之所以缺乏社区认同，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社区的空间安排无法为居民创造人格化社会交往的机会，导致邻里关系的消失。城市并不缺乏社会交往，而是缺乏人格化社会交往。

以社会交往为中心的空间安排更注重参与感和信任感，以社会交往为中心的城市规划与管理就是要重建爱与信任。与乡土社会相反，现代城市社会是陌生人社会、高隐私社会、异质化社会、权利优先的社会。在城市建立乡土意义上的熟人社会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建构一种“轻熟”（介于陌生与熟悉之间）的邻里关系。人们在责任优先的社会中较容易形成共同体意识，未来理想的社区共同体应是轻度熟人化，强调社区认同、邻里信任和互助。轻度熟人化是实现社区认同、邻里信任和互助的前提条件，也是重建社会中爱与信任的重要前提。

熊教授以上海市社区营造的案例阐释公共空间的规划如何影响社会交往。城市的规划需要“留白”，为自下而上的“社区营造”创造条件。上海市的街镇鼓励居民进行社区营造，打造社区公共空间来激发社区居民交往；以家门口服务站等公共服务为支点，创造社区交往的空间和契机；党建引领，攀亲结对，正式组织与非正式关系相互强化以推动大型居民熟人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服务与社区管理，以志愿服务带动和谐邻里关系建设。上海市社区营造的总体效果较好的原因在于它是一种集体行动，强调共同参与。社区营造的成本本质是居民为公共物品支付的成本，正是因为有了成本，社区居民才有参与感、效能感、成就感。相反，政府提供的“免费午餐”是政府主导的公共物品供给，居民并未从中获得参与感。社区作为城市的空间安排，首先要满足居民的安全感，只有营造了安全感，人与人之间才会重建信任、才会有社会交往、才会通过适度分享隐私来建立共同体。

最后，熊教授对此次专题演讲做出总结。乔哈里资讯窗启示我们，只有合理让渡隐私才有可能扩大我们的开放区。因此，城市需要超越“城市规划”的规划，自上而下的城市规划以公共秩序和效率为导向，例如公路、公共设施、公园、学校、医院等规划需要遵循秩序和效率导向。但是城市规划需要“留白”，为社区营造和社会交往创造条件，在安全和“轻熟”的基础上重建社区的爱与信任，营造社区中的“慢生活”，形成对城市“快生活”的一种“对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