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21日，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学系副主任张楠迪扬副教授在“第六届首都治理论坛——超大城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上做了题为《提速“一网通办”：堵点、痛点和难点》的主题演讲，以“一网通办”改革为背景，收集了大量数据资料，运用实证检验的方法，指出政务服务改革的深层障碍，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张楠迪扬副教授指出，近年来，在国务院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工作的政策背景下，各地政府陆续推行“一网通办”改革，“减环节、减材料、减时间”，优化网上政务服务流程，提高政务服务效率，取得了显著成绩。然而，政务服务事项审批中依然存在着堵点、痛点和难点，不同审批事项的审批效率、网上办理程度、改革力度存在差异。

为探究政务服务供给效率、电子政务的供给程度、改革力度背后的深层结构性因素，张楠迪扬副教授以“行政审批事项”为研究单位，提出了三个问题：“何种事项难以提高办事效率”、“何种事项难以实现‘网上办’”、“何种事项推进改革的难度大”，并对此展开了实证研究。

基于杭州市A区398个区级行政审批事项，张楠迪扬副教授分析了行政审批事项的6个主要特征：办事人类别、要件数量、事项类别、权力来源、审批流程以及审批部门，对审批效率、部门改革力度、网上办理程度的影响。

第一，对法人事项的综合改革成效优于个人事项。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法人事项在审批效率、审批时长压缩率、网上可办度上显著高于自然人事项。这说明近年来在优化营商环境的改革背景下，法人类事项办理得到明显优化。

第二，要件数量多的事项审批效率及网上可办度较低。要件数量多的事项在审批效率、审批时长压缩率和网上可办度上显著低于要件数量少的事项。事项办理要件是一事项行政审批工作量的直接来源。要件数量多的事项会导致后台审批工作量的提升，从而影响审批效率；有些要件要求现场核验，在电子证照尚未全部适用的情况下，要件数量多的事项要提交纸质文件的几率体会提升，从而影响事项的网上可办度。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的深化，审批部门开始推进后台部门间的材料共享程度。虽然这些共享文件，依旧为审批事项的要件，但无需再由办事人提供。随着部门共享要件的增多，实际审批效率有望进一步提升。

第三，改革重点领域的事项的改革成效高于其他事项。企业开办、职业资质等近年来在全国范围推进的改革重点“抓手”领域的审批事项在审批时间、审批时长压缩率、网上可办度上显著优于其他类别的事项。这说明国家“自上而下”的推力依旧是我国政务服务领域改革的主动力。改革难点领域，建设工程类、行业许可类等事项，也得到实质提升，但提升幅度低于改革重点领域事项。日常管理类事项成为改革的“低洼地带”，整体成效较弱。

第四，优化营商环境相关部门的审批事项改革成效高。市场监管、发改、经信、商务、国土、住建等与优化营商环境相关的部门审批事项在审批效率、改革力度上高于其他事项。这一方面印证了优化营商环境改革在提升行政审批效率上的成效；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民政、教育、人力社保、卫健等民生部门改革力度相对较弱。

第五，前置部门数量对改革成效造成负面影响。分析结果显示，前置部门数量多的事项在审批时长压缩率上显著低于其他事项。前置部门数量多的事项多为长流程、串联审批事项。前置部门的审批结果成为后置部门的审批要件。后置部门在推动改革时很可能会收到牵绊，特别对于要基于多个前置部门审批结果进行审批的部门，如果部门间意见有冲突，后置部门在做出审批结果前通常要耗费大量时间进行部门间协调。

以上分析结果显示，事项特征、审批流程的设置属于“一网通办”背后的结构性制度安排，这些因素对优化改革的影响并不会因为审批平台从“线下”转到“线上”而改变，也并非单纯依靠技术手段可以解决。网络信息技术虽然可助力提升治理绩效，但仍需直面改革中长期存在的基础工作，对症下药，持续调整改革方向、优化制度安排，才能扫除“深水区”障碍。基于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合理分配注意力，关注改革“低洼地带”扫除“改革盲区”。现阶段的改革重点更多聚焦在“审批准入”事项上，将审批和监管划分为两种不同的政府管理工具和环节，容易致使此类事项成为“改革盲区”。政府将注意力更多分配给改革重点领域是确保重点工作获得充足保障的必要策略，但不应因此遮蔽盲区。未来应更多重视对自然人事项、市场日常经营管理类事项的重视，深入研究既有问题并制定提升方案。

其次，以“建设工程”、“行业许可”为抓手，持续攻坚改革难点领域。建设工程、行业许可两类事项存在天然流程长、情况复杂的特殊性，不能过度追求审批时长的压缩、牺牲审批质量。要以“不能减少的，一个不减；无须保留的，一个不留”为原则，在审批到位、监管有力的前提下，提升审批效率，解决行业许可中“准入不准营”的问题。

再次，以“大串联”审批事项为突破口，持续推进优化流程改革。前置部门数量不仅会影响单一事项的审批效率，还会束缚审批部门优化本部门审批流程的改革步伐。这暗合了目前各地正在推进的“一件事”场景化改革的方向。“一件事”场景式政务服务供给模式有助于联动前后置部门，将前后置部门之间可能发生的相互牵绊，转变为场景内协作优化改革，从用户角度出发，深度优化审批业务流程，变革政务服务供给模式。

最后，以“减材料”为“牛鼻子”，推动部门后台要件、数据共享。本研究显示，“减材料”对提升审批效率、提升网上可办度、深化改革撬动作用明显。“减材料”的目的是减掉冗余的材料，不必要的材料，减轻办事人和审批部门的双重行政负担。但不应流于表面，为了减而减，甚至盲目减掉必要的审批要件。一种可能性途径是，通过利用新技术，提升后台数据共享程度，后台职能部门共享给审批部门的数据无须二次验证，也无须办事人二次提供，也可实现两者同时减负。因此，数字治理时代，可借助“减材料”的改革契机，深度挖掘通过区块链等新技术推动数据安全共享，持续优化政务服务供给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