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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动态
李文钊:“山体喷绿”之怪现状,靠“放管服”来治
日期:2019-09-18 作者:

2019年9月11日,网上报道“三门峡开曼矿区山体喷绿”的信息后,河南省三门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和湖滨区成立联合调查组连夜开展工作,并表示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将从快从严处理。


“山体喷绿”并非孤立事件,此前就有很多类似报道。比较典型的包括:2013年,南方某城市为保住文明城市称号,安排工作人员到待检社区的住户家中冒充家人,以应付检查;2015年,有地方为展示扶贫效果,派学生披白塑料趴山坡扮羊;2018年,湖南省湘乡市通过“盆景绿化”来迎接检查,以掩饰挖得千疮百孔的山体。



凡此种种,都可将之称作地方政府的造假行为。造假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并非地方政府独有。与造假相关的词汇很多,如开发商的虚假宣传、羊肉造假、假冒伪劣商品、学术造假、财务造假、工程造假、身份造假等,这说明造假行为渗透到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造假行为带来很多危害,有些造假甚至危害人的生命,如食品造假中的三聚氰胺事件、建筑中的豆腐渣工程。


现代社会政府监管的一个主要职能就是通过“打假”来促进信息披露,让公民和个人诚实,生产高质量产品,让市场回归正常竞争,促进社会繁荣。例如,国务院推行的“放管服”改革中,就非常重视“信用监管”,试图通过“互联网+信用监管”来为社会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山体喷绿”属于公共领域的造假行为。对于地方政府的造假行为,大致上可划分为两类,即语言造假行为和事实造假行为。语言造假行为是指语言、文字和数字陈述与事实不相符,统计数字造假就是最典型的语言造假。“官员出数字,数字出官员”是语言造假行为的真实写照,这也是最传统的造假方式。一些省份“数据注水”,就是经济数据与经济现实不相符合。


为避免地方政府的“语言假造”,中央政府通常会采取检查和督查行为。为应对上级检查和考核,地方政府采取“更高级”的造假行为,即事实造假。事实假设行为是指用伪装的事实来掩盖真实的事实,以实现以假难真的目的,“山体喷绿”就属于事实造假行为。与语言造假行为相比,事实造假行为更恶劣,影响和危害更大。


当然,很多时候,地方政府为使“造假”行为更真实,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通常会一体化来考虑“语言造假”和“事实造假”。最典型的是扶贫领域的“盆景式典型”,基层干部把此“树典型”的“套路”总结为:“造几个盆景、写几篇材料,开几次会议、发几篇报道,来几批参观、留一堆烂摊”。


地方政府的造假行为自古有之,根除这一顽疾成为国家治理的根本性问题之一。“粮库造假”就既是古代社会存在的问题,也是现代社会存在的问题。《天下粮仓》就反映了清代粮仓造假事件。


地方政府的造假行为有其结构性原因,也有其动机性原因。


一方面,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间属于委托代理关系,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代理人通过隐瞒信息或隐瞒行为,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是其面临的主要难题。地方政府的造假行为就属于隐瞒信息或隐瞒行为的范畴,其利益的最大化必然损害公众的利益。因此,中国古代的为政者很早就认识到“水可载舟,也可覆舟”。在对政府信任的调查中,民众通常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高于地方政府。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官员的理性选择动机,也有可能会使得地方政府作出造假行为,从而动摇国家的执政基础。地方政府官员的造假动机可归纳为“趋利”和“避害”两种类型,前者为个人晋升而造假,语言造假行为是其通常逻辑,后者为个人免责而造假,事实造假行为是其行为方式。当然,两者也存在紧密联系。


例如,以前在矿难事件中,官员会以虚报数字的语言造假行为来规避责任。当选择真实行为的官员得不晋升,而虚假行为的官员得以重用时,地方政府的造假行为会成为一种文化和时尚,更会造就“造假竞争”,“数据注水”就是这种竞争的真实写照。


诚实既是个人的美德,更是国家的价值追求。在中国,政府拥有较大的权威性,其造假行为的示范效应和危害更为深远。要让地方政府告别“造假”的行为模式,就需要严格规则纪律,加强信息披露,建立信用档案,引入社会监督等上下功夫。


严格规则纪律意味着需要建立一个“虚假行为”与“后果承担”相匹配的机制,改变官员的激励结构。当“虚假行为”的收益高和成本低时,很多地方政府都会冒险选择虚假行为。


新西兰房屋部长希特利因为用公务卡购买1000新元的两瓶酒,被发现后马上退还酒钱,还向公众做出深刻道歉和反省,并向总理递交辞呈。正是因为这一严格的规则,使得新西兰官员不敢轻易腐败。


加强信息披露是最好的防止地方政府造假行为的机制,这一点在中国的政务公开中得到很好体现。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也是避免造假行为的利器。越是信息公开和透明,造假行为越是概率少,这一点在资本市场中得到验证。


建立信用档案是要为官员告别造假行为找到长期机制,一个官员如果发生造假行为且被发现,应记录到其信用档案中,此后应进入晋升的“黑名单”,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能被重用。


中国古代为解决公共工程的质量问题,就要求参与制造工程的人员终身负责。


引入社会监督是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与下级官员的数量相比,上级政府的监督力量总是有限的,这就需要引入社会力量来监督,督促政府避免造假行为。正如大众点评解决了商品的口杯问题,民众点评也可解决地方政府的口杯问题。“金杯银杯不如民众的口杯”,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应该说,互联网时代和信息社会的到来,使得地方政府造假行为被发现和根除的可能性大大提升。而在这样的情景下,仍有一些地方政府顶风作案,这值得深思。


如何让地方政府的行为更有诚信,如何避免地方政府的造假行为,这仍需要在“放管服”改革上下功夫,让权力回归阳光,让权力受到制约,让权力受到监督,让权力为民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