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1日，由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院、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智能社会治理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六届首都治理论坛：“超大城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以线上直播方式举办。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郑水泉出席并致辞。会议由首发院副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李文钊主持。

郑水泉指出，线上学术会议是学术界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的新尝试，以超大城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为主题可谓正当其时。他认为，超大城市治理的数字转型需要注意五个方面：第一，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是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是治理与数字化的全面融合；第三，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重点是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和解决公共问题；第四，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目标是让人民的生活更美好；第五，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中国实践为理论和学科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沃土。他表示，如何通过治理变革来应对人类社会数字化转型的挑战，是各位学者需要思考和回应的时代之问，学者们当以理论创新和学术创新的勇气，提出引领数字化时代变革新的治理理论。

来自京沪穗杭哈等地的17位学者围绕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方向与路径、悖论与趋势，数字政府、智慧城市、智慧监管、政民互动等话题进行深入研讨，解剖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内在逻辑。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张斌教授以“管好政务信息资源 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题，指出了目前政务信息资源管理体系存在顶层设计不完善、政务信息资源缺乏有效协同的管控等问题，提出要树立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信息资源管理理念；不断优化规划设计，明确归档管理主体；健全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明确归档范围，制定和实施政务信息资源长期保存战略以及要建立相应评价体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原巡视员、研究员，国务院参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魏加宁以“数字化转型需要思考的几个重大理论问题”为题探讨了经济、社会、政治数字化转型三大理论问题。他指出，数字化治理包括自上而下的数字化管理和自下而上的数字化民主，数字化转型需要把握好自上而下的管理与自下而上的民主、公域信息的公开与私域信息的保密、社会标准一体化与人类行为多样化等关系之间的平衡。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孙柏瑛教授作了题为“网格化管理能否增进城市基层治理的韧性？”的精彩发言。她指出了网格化管理越来越受认同和关注、推广的四个原因，以及仍然有受到质疑和诟病的地方，分析了引发争议的关键点，并由此提出了数字时代基层治理表现韧性的四个要点以及相关对策建议。

哈尔滨工业大学公共管理学系主任、《公共管理学报》主编米加宁在“深圳城市智慧治理的思考”的精报告中对深圳治理智慧化存在的六个问题进行了剖析，提出了政府形态转化的模型，认为我国政府形态正在由过去的物理空间政府向未来的数字空间政府转化。他指出，第四次大数据、人工智能革命的试验场就在中国，并对其发展做出了积极的展望。

中国人民大学首发院副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文钊作了题为“双层嵌套界面建构：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方向与路径”的发言。他通过技术的逻辑、治理的逻辑和数据的逻辑思考，提出了理解超大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双层嵌套界面理论。双层嵌套界面理论的核心是处理政府和公众间的关系，他能有效整合分立的部门和需求，将研究的重点聚集到公民和决策者，将问题意识转向城市中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供给。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国际应急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樊博教授围绕“大数据在应急管理研究中的应用”进行发言。他认为，大数据在应急管理体制机制整合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形成了“互联网+应急预案”城市应急体制机制。同时，应急决策要面对严峻的环境，比如决策信息的局限性、决策环境的多变性等。他指出，建立数字治理体系和应急联动体系是超大城市应急响应决策的核心问题。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主任郑磊教授对“数字治理的适度和温度”进行了分析。他以疫情期间杭州健康码的推行和传播为例，指出了数字化过程中存在的个人和公众、自愿和强制等十大平衡问题。他认为，数字治治理要以人为中心，建立制度规则，协同推进技术、管理、伦理和心理，以及数治、法治、德治和人治，实现技术赋能和治理创新的融合发展。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何哲围绕“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悖论与趋势”发表演讲。他指出，数字化转型存在三个悖论：不一定提升居民幸福感，反而加剧数据焦虑等问题；不一定提高政府能力，反而增加了一线工作人员收集、处理信息的压力；不一定提高部门协同效率，反而架空了中间科层，模糊了应急与常态事件。需要全面均衡提高基于整体感知能力的数字化水平，降低数据门槛，保护公民隐私，做好分级应对，避免大城市拥塞。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杨宏山以“数字治理的机制设计：基于北京市‘接诉即办’的案例分析”为题，通过介绍大数据时代的政府学习模式、北京市接诉即办的成效与问题，强调了数字治理机制设计的重要性。他认为，要通过组织学习形成认知模式，在认知模式之下推进治理机制创新。要加强超大城市治理的整体性与层级性、建立市区两级热线的竞争机制以及推进地方立法和社区治理改革等。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孟天广作了题为“链接市民与政府：数字技术驱动的超大城市治理”的发言。他基于信息与治理的关系说明了要通过技术赋权和技术赋能两种机制激活超大城市治理。他指出，我国数字化治理路径的特点在于人民城市，需要建立一个由资源和主体构成的数字生态；智能化社会治理模型应用于城市感知领域；中国做好数字技术驱动的超大城市治理需要坚持走人民城市和智能城市两条路径。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黄璜以“平台驱动的数字政府”为题指出，中国政府数字化转型存在的问题反映了内在“能力”上的缺陷，并基于浙江省政府数字化转型实践提出了平台驱动的数字政府概念。平台驱动的数字政府以数字政府基础设施为技术基础，应回应目标问题、能力问题和资源问题，其目标有层次性，而数字能力和数字资源的统一是其核心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MPA教育中心主任刘鹏教授在“打造既智且慧的智慧市场监管模式”报告中指出，智慧监管不等于传统监管+互联网技术，它是新型的市场监管理念和模式，强调精细化、回应性，是信息技治主义与治理合作主义的结合。他区分了四种智慧监管的理论类型，并结合三个案例进行分析，提出了要建设“四通型”智慧市场监管工作体系来优化智慧监管体系的观点。

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副教授、中山大学数字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郑跃平副教授以“构建融合性的数字化政务服务体系：方向与路径”为题发言，认为技术的创新推动了政务服务的数字化探索，但也存在服务体系不强、效果不好、渠道承载力有限等问题。他从治理现代化建设、服务型政府、整体性政府和公共价值、社会价值四个维度探讨了融合性的数字政务服务体系价值，提出了构建融合性数字政务服务体系的五点建议。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行政管理学系副主任张楠迪扬的演讲主题为“提速‘一网通办’：堵点、痛点和难点”。她以“审批事项”为研究单位，基于政务服务供给效率、电子政务供给程度、改革力度，提出了三个研究问题。她认为，持续推进“减材料”改革和部门数据共享有利于提升政务服务供给效率；优化流程改革要继续从打破串联审批流程做起。一网通办应向“一张网、全事项、全流程、跨层级、跨地域”发展。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MPA中心主任高翔在“城市大脑赋能城市治理的进度与限度”为题的发言中详细介绍了浙江杭州城市大脑赋能城市治理的工作方式和具体流程，强调了信息在其中的关键地位，提出了数字技术赋能政府治理的三层次分析框架。她强调，当前我们不仅需要关注数字时代治理工具的创新，还需要聚焦组织结构变迁以及政府职能转变。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李丁作了题为“数字化转型能改变城市治理的顶层设计吗？”的发言。他分析了中国城市治理的顶层设计带来的城市治理困境，介绍了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推进模型，总结了数字化转型对城市治理体制的影响。他认为，数字化转型带来了一些变化，但短期内难以改变现状，要以长远的眼光来看待。

新浪、凤凰、中国网、百度、新京报、搜狐、中国知网等主流网站对论坛进行直播，累计130万人次收看，产生较大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