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28日下午，由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主办的“中国治理的实践与理论工作坊”研讨会在求是楼439会议室顺利召开。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文钊、《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社研究员曹胜先后主持会议。期间，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厦门大学、西南交通大学、暨南大学和中共中央党校的8位学者围绕中国治理的实践与理论进行了专题研讨，并发表了最新学术研究成果，与会人员畅所欲言，热烈讨论，相互激发，整个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教授、《甘肃行政学院学报》主编罗梁波就“公共管理的技术场景：从管理工程到社会工程管理的叙事”进行了发言。他认为，在国家行政场景中，技术理性是国家治理结构的主体方面和生产力基础，应当从系统工程的视角建构行政的技术理解框架。行政、政治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和角力构成了国家治理的外部格局，政治性、统治性、公共性、技术性、责任、秩序和治理方式等复合理性构成了内部格局。基于此，我们的研究应当综合考量时空因素，思考如何将过去、显示和未来治理连接起来，如何更好的拓展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研究思路，实现经验事实和概念提炼、中层机制和基本命题、宏大叙事和理论体系的对应，追求技术、形式和价值的统一。

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颜昌武探讨了“党政体制下中国行政国家建设的特色与路向”。颜教授企图从机构改革的角度分析国家建构，他指出，行政国家的核心是行动中的政府，党政体制是理解中国行政国家建设的框架性概念，行动中的政府不能抛离党的能动作用。相对于整个社会范围而言，国家是占据主动性地位的力量，现代行政权力是具有鲜明的公共性品格的国家权力，受到法律的制约，公共权力的理性化生长直接体现为党自身建设的制度化。自建国以来，党一直在建立双重层级的现代官僚体系，公务员考核制度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官僚体系的全面理性化。中国行政国家的建设需要综合考虑国家性质、人民需求和社会发展阶段。作为行动中的能动主体，中国共产党既超越了传统政党组织的逻辑，也超越了传统政府组织的职能，在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具有制度优势。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吴晓林讨论了“城市商品房社区的空间生产与治理困境”，试图从学理上分析社区党建的原因。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位中国共产党创造了发展空间，社区建设推动了党支部走进社区，但是随着社区中越来越多商品房的出现，党建再部分社区众出现了缺位。在对比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等地的社区管理后，吴教授指出，在二次创制的商品房社会，需要促进党权和社会权力的双向互动，未来的社区应当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进行资源分配，这样能够有效改善社区秩序，提升社区的服务质量，提高居民的居住体验。

厦门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于文轩进行了题为“大问题，小切口，以透明度研究为例”的发言。他对公共行政进行了溯源，认为公共管理在研究的过程中需要明确自身定位，以政治与行政二分作为制度起点，以工具理性和效率作为价值起点。在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过程中，应当将“大问题”和“小切口”两手抓，一方面，聚焦行政机关及其官僚，思考其应该如何更好的进行政策执行和公共服务提供，以实现效率和民主的平衡，以及国家治理和政治制度的基本价值；另一方面，以具体的行政制度为切入点，探讨行政行为对大问题的体现、贡献和挑战。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韩志明以“信息的扩大再生产及其多重逻辑——以长春长生疫苗事件为例”为题进行了演讲。在当代中国，维稳政治与闹大现象并行发展，大国治理中常常出现“一闹就灵”的现象，其中信息扩大再生产也体现为一种“闹大”现象，通过对长春长生疫苗事件的梳理，他对信息再生产的源头、参与者、内容、方法和过程等结构和要素进行了总结，并认为这种信息再生产遵循了痛苦表达、共同生产、提炼升华和权力杠杆的解释逻辑，会极大的影响政府围绕信息所采取的行动和决策。韩教授指出，信息化的过程是社会治理过程的关键环节，公共治理的过程越来越依赖于对信息的掌控，闹大信息再生产作为群众解决问题的特殊策略，我们应当探究良好的信息生产和处理机制，以提高治理效率。

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文钊讨论了基层治理中的问题、成因与对策。他认为中国治理可分为国家治理、地方治理与基层治理，其中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是国家对社会干预的行政末梢，也是回应社会需求的前端。面对治理能力有限、治理技术复杂的现状，我们需要建构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以便更好的理解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治理任务、治理机制、治理文化和治理绩效，并由此对治理模式进行分类。基层政府既是基层治理体系的设计者，又是行动者，需要实现从管制到共治、从行动者到掌舵者的转型。对于基层治理问题的研究需要立结合宏观、中观和微观的视角，关注结构和制度层面、社会和需求层面、互动和机制层面，与激励和能力层面的问题，并结合相应的案例，对问题和解决方案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