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写道：“所有城市不论大小，都可被划分为两半，一半是穷人，一半是富人。这两群人经常争斗，而且在两群人中都有一些小的集体。”值得关注的是，今天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在伦敦、纽约、北京、巴黎、东京这些今日的大城市中，社会阶层发生着什么变化？人们的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提高了还是降低了，抑或这两种情况都存在？城市居民结构是什么样的，往上走更加专业化，职业化，还是往下走更加无产化，还是走向了两极？城市能够提供充分的住房、卫生、医疗、收入支持吗？

Chris Hamnett教授认为，这些问题对于研究城市居民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但在探索这些问题之前，需要先对社会阶级变化的背景有一定了解，包括主要的理论流派，即绅士化、无产化和两极化理论（3‘P’s：Professionalization，Proletarianization，Polarization）和一些事实证据。因此，教授分别介绍和梳理了西方和中国大城市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情况。

一、西方城市社会阶层结构变化

十九世纪的西方城市，社会阶层呈现金字塔型。在这个时期，城市由一个人数非常少的精英群体掌控，另外还有较小的中产阶级群体，和非常庞大的贫穷群体。在这种金字塔型的社会之中，处于最顶层的是资本家，他们有土地或者有工厂；最底层的是普通劳工，他们的居住条件、环境都是非常糟糕的。这样情况不仅出现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都如此。

二十世纪开始，美国、英国首先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即1910年到1980年期间的工业化发展。这个时期，工人待遇有所提高。例如福特公司的员工在1920年的报酬是每个工人每天五美元，这在当时也是非常高的工资。通过工业化，社会最底层逐渐提升他们的地位，社会阶层从金字塔型逐渐变为洋葱形，中等阶级的比重上升。

过去的30-40年中，西方国家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制造业更多地转移到东亚地区，服务业成为了西方国家的主导产业。经济结构的变化引发了一系列对于西方国家社会阶层变化的争论，其中主要包括绅士化、无产化和两极化三种理论。

无产化理论认为，随着社会发展，社会阶层中技能水平低的工人数量增加，这种理论的提出基于处于美国锈带上的一些城市，比如底特律。

绅士化理论认为，社会阶层的主要发展特征是专业人士、管理人员和技术从业者群体的扩大和手工劳动者群体的缩小。美国社会学家丹妮尔拜耳认为，通过制造业向服务业不断变革，经济将更加依赖于信息的处理。人们将更多地在办公室里用计算机来工作，不再依赖传统的制造行业。这种情况下，城市内部的中产阶级住房将变多，而工人阶层的住户则搬到外围地区。这种现象在1964年的伦敦首次出现，但现在北京这种城市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

两极化理论是前两种理论的结合，这种理论认为，随着全球城市经济结构变化，社会较高阶层和底层人群的数量都在增加，而中等阶层的人数却在下降，社会阶层的结构呈漏斗形。但许多实证研究的结果并不能支持这种理论。伦敦1961到1991年期间社会经济群体的分布情况基本呈现洋葱形，数轴左边职业工人人数占比并不多，数轴中间的熟练劳动工人比例较大，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白领工人占比也较大。在1981-1991年之间，英国社会经济群体的分布表显示高级技工、还有受到良好教育的工人逐渐增加，技能比较低的人群呈减少的趋势。

巴黎、纽约、阿姆斯特丹、新加坡、香港、多伦多、温哥华等等这些地区，都发生了类似的变化。那么在中国，北京、上海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整个经济社会结构又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又意味着什么？

二、中国城市社会阶层结构变化

20世纪80年代的北京主要以胡同为主，但很多胡同随后即被拆迁。现在北京三环之内是中产阶级聚集的地区，三环内高额的房价对于较低阶层来说已经负担不起，他们逐渐迁到外环的一些地区居住，甚至搬离北京。

下图为一张老北京的照片，大约拍摄于50年代或者60年代初期。

当时，北京的城市密度较低，房屋高度也较低。但在过去的20年中，北京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胡同被清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奢侈房屋、高端房屋。富裕人口正在修建及重新开发新的城市，传统的低楼已经被摩天大楼取代。

上海也在发生类似的情况。这是从黄浦江岸看过去的景象，一些老旧房屋正在拆迁过程中，新建的房屋与老旧房屋仅仅百米距离，老旧房屋也正在被高楼大厦所取代。在中国的一线城市中，这种现象是比较普遍的。

中国的移民特征与西方有着很大差别。虽然人口流入方向都是向着城市，但在西方，大多数移民都来自于发展中国家，例如非洲或中东地区，然而中国的人口流动却主要是在国内进行的。北京和上海具有庞大的流动人口，其中大多数来自于城市边缘的乡村地区，但现在北京政府制定了控制人口的目标，已经开始疏散例如西红门地区的人员，这意味着部分流动人口在政府的引导下正在搬离北京。在拆建过程中，城市人口的数量大大减少。

因此，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们的城市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得更富、变得更穷、还是呈现两级趋势？教授认为，其答案很明确，即大城市正在变得越来越富有。从整体来说，城市人口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收入越来越高，工作技能越来越熟练。在很多城市，穷人逐渐被迫离开，比如在旧金山、纽约、伦敦、巴黎、北京，穷人实际上已经逃离了这些大城市，中央和核心地区逐渐留给了富裕人群。

这样的社会阶层升级是好是坏呢？如果重要城市中有了更多的教育程度高、富有的人，这是好是坏呢？好的方面是，城市的富裕人群所伴随的社会问题比较少，其庞大的消费能力也是城市经济的助推力。但是，富人涌入大城市会导致房价飙升，而且有可能导致教育开支提高。贫穷的城市人口被迫生活在离核心城市很远的地方，在就业方面和通勤方面遇到很多问题，大城市因此需要更多的保障性住房。

综上所述，Chris Hamnett教授认为，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伴随着真正的地理结构发生的变化，整个社会人口结构也在发生很大的变化，这是纽约、伦敦、巴黎甚至北京都在发生的，是全球大城市普遍性的现象。

（本文系嘉宾10月20日在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第一届首都发展高端论坛——首都治理国际论坛”上的专题报告，由林筑根据演讲内容整理，已经嘉宾本人审核）